精神危机与纳粹“代餐”：德国人是如何应对二战失败的？
德国人是如何应对二战失败的？”/>“奇迹医生”布鲁诺·格罗宁吸引了广大民众，1949年摄于德国黑尔福德。
“在二战临近结束时，”莫妮卡·布莱克（Monica Black）注意到，“德国已沦为一片废墟。一座又一座的城市在炸弹和炮弹的洗礼下变得面目全非，大片大片的土地荒芜破败，每一棵树都被砍去充作燃料了，这个国家的多个地方实际上已经被抹去。”德国人已经在一个深度塑造了他们的生活的政权之下生活了12年，以至于相当一部分人根本无法想象没有希特勒和纳粹党的生活，并因此而自杀，形成了历史上的又一波大规模自杀浪潮。甚至于在战争结束前，纳粹的安全部门就已经有报告将大众的感受形容为“伤逝、沮丧、苦涩以及日益增长的狂怒”，表现出“因错付信任而产生的最为深刻的失望”。二战结束后的几个月里，这些感受变得更加广泛了。这一切辛苦工作与牺牲的意义究竟在哪里？通货膨胀已经失控，基本的生活必需品必须依靠黑市取得，而那里充斥着暴力与犯罪。纳粹政权反复灌输的一系列价值观直接来了个颠倒。现状是难以忍受的，未来是无法预期的。
在2010年的获奖作品《死亡在柏林：从魏玛到分裂的德国》（Death in Berlin: From Weimar to Divided Germany）中，莫妮卡·布莱克追溯了两次世界大战是如何影响柏林人对于死亡与伤逝（mourning）的态度的。在新书《闹鬼之地》（A Demon-Haunted Land）里，她考察了德国人如何更加普遍地借助各种有关“善与恶、无辜与罪恶、病痛与治疗”的幻想来应对突如其来的无方向感。大屠杀的恐怖以及纳粹大规模杀害精神病患者与残障人士、抵抗者、同性恋、波兰人、战俘以及千百万其它人群的行为，已经让上述的元素陷于错乱。没人有意愿——也许已经没有能力——去讨论这些问题，而是将之投射到了更微观、更易于掌控的诸如信仰治疗（faith healing）和巫术这类内心戏码里，投向某些难以解释的、超自然的事物。战败后处于道德、社会与认知真空中的德国人发现自己被各种非理性所支配，至少在好一段时间里是这样。
布莱克主张，这一局面在德国的重建与恢复完成后依旧延续了下去，并提出那种对于早期战后史的常见刻画其实是站不住脚的，即勇敢而坚定的德国人民通过英雄般的努力使国家从废墟中重新崛起的叙事。“渗透于日常生活各方面的对精神污染的恐惧、有毒的不信任、莫名的不适感”广泛存在；根基极深的焦虑心态“在整个1950年代一直暗流涌动，与消费主义的健忘这一大背景形成对垒之势”。在哥廷根的大学城里，民俗学家阿尔弗雷德·狄克（Alfred Dieck）统计了他在该区域听闻过的所有谣传和预言。照他的见解，人们托付给希特勒的盲目信任如今已经毁于一旦，他们在迫在眉睫的大灾变警告里找到了发泄的出口，这一倾向又被当时刚刚兴起的、强调感官刺激的大众出版业进一步强化。
德国人是如何应对二战失败的？”/>《闹鬼之地》
狄克总结道，这些现象在1949年是如此之广泛，以至于催生出了某种群众性的精神错乱——地球的轴心即将颠倒，圣经级别的洪水将会席卷一切罪人。狄克发现，许多人——哪怕还不到绝大多数——都感到纳粹加之于世界的种种恐怖“基本上没什么好责备的”，人们广泛认为是“美国的金融小圈子”（暗指犹太人）带来了两次世界大战，在1918年及1945年两度击败并羞辱了德国。但布莱克认为，狄克所收集到的末世传言也显明地表达出了一种有高尚成分的意识：德国人因种种骇人行径而自感罪无可赦，以至于没人愿意公开讨论。
同一个月即1949年3月，在同一片地区，有报道称信仰治疗师布鲁诺·格罗宁（Bruno Gröning）为黑尔福德这座小城带来了一场富有轰动效应的治疗，他治好了一个名叫迪特尔·许斯曼的跛脚男孩，使他能正常行走了，而此前许多采用传统疗法的医生都无功而返，这个故事很快就一传十、十传百。格罗宁一下子就收到了各大报刊、电台与新闻的访谈邀请。他长得清瘦而结实，有着一张饱经风霜的脸和一双——与希特勒相似的——锐利的蓝眼睛，他穿着朴素的深色衣服，谈吐以简洁但往往含糊不清的格言为主。他并没有借助精心设计的仪式或典礼来治愈病人，大部分情况下他只是靠近他们，有时一连几个小时，将目光集中在他们身上，然后告诉病人他们已经痊愈了。他没有著书立说，没有成立教会，也没有凭借他所谓的天赋来发财的企图。 格罗宁生于1906年，是一名罗马天主教徒，在但泽郊区长大，曾在战争中服役，1945年3月被俘虏，几个月后又以难民身份前往西德。他在1928年结婚，育有两个孩子，但都早夭。在但泽期间，他曾做过木匠、电工和钟表师。
1936年，他的家族把名字从听起来很像波兰人的格伦科夫斯基改成了日耳曼化的格罗宁。他加入了纳粹党，但始终没有超出普通党员的层级。他大谈自己如何奋力对抗“邪恶的人们”并宣称自己的治疗能力来自上帝的恩赐。从许多方面看，他的治疗方法都是一种传统的驱赶邪灵或祛除魔鬼仪式的现代变体，然而他所说的“邪恶”究竟指代什么却不甚明了。他修辞里的模糊性排除了一切与纳粹主义的直接关联。“我治愈的是那些原本已经不治的人，”格罗宁声称。我们要如何解释他如此显见的治愈能力呢？当然，在某些案例里，这一能力要么只是起了很小的作用，要么就根本没有用。格罗宁因治好迪特尔·许斯曼而一炮走红，但不久后这位男孩就又卧床不起，无法行走了。一名患有糖尿病的青年在听到格罗宁“任何对上帝有正确信仰的人都能得到医治”的说法之后停用了胰岛素，但没过多久他就陷入了昏迷，重新服药成了挽救其生命的唯一办法。
德国人是如何应对二战失败的？”/>德国媒体报道布鲁诺·格罗宁 图片来源：The Phenomenon Bruno Groening/YouTube话说回来，且不论这些明显的失败案例，格罗宁确实有治愈至少某一些人的能力也是不争的事实。医学专家考察了他的一些主张，结果表明他的病人所患的许多疾病都是由心理负担引发的。受创伤与绝望的影响，有不少人似乎都长期受歇斯底里性麻痹的症状困扰。第三帝国治下的官方医学强调客观性、自诩“科学”并具有威权主义倾向。多达40万名据称患有遗传性疾病（包括酗酒与“反社会”行为）的人被强制绝育；20万名“下等”病人——其中许多是儿童——在精神病院被杀害，其借口是提高日耳曼民族的素质。相比之下，格罗宁乐于倾听病人的诉求。当他坐在他们身边时，他们会把自己最为深切的忧虑以及最为绝望的经历和盘托出。格罗宁诉诸人们的宗教情感，强调信仰上帝乃是疗救之道，这在基督教影响依旧根深蒂固的德国地方乡村及小城镇颇能收获人心。
某医生研究了格罗宁收到的8万余封来信——超过半数来自女性——发现其中有相当一部分写信者都不怎么讨论身体上的小毛病，而是大谈自己的可怕经历，“遭遇轰炸的那些夜晚，逃跑与饥饿，倒下的父亲，倒下的儿子，袭击与强奸。”这一切都反映出德国人的“沉重命运，德国人的受难历史”，许多德国人都自认为自己说到底也是战争的受害者。在纳粹统治下，德国人被迫压抑自己对于痛苦的意识，以迎合一种强调要以斯多葛式的态度去接纳死亡、失去与牺牲的意识形态。如今他们总算可以发泄了。
鉴于其触动了根深蒂固的集体情感，格罗宁的运动很快就壮大起来，进入主流视线。德国各地的人们纷纷写信给他，希望能治愈自己的疾病。有关奇迹般的医治的报道开始成倍增加。报纸上不乏各类文章。《明镜周刊》的封面有他的特写。当格罗宁与随行人员来到慕尼黑时，围观者已经人山人海。单凭他即将在某处现身的传言，就足以让成千上万的人涌向该处，造成交通拥堵。当他到达时，有人躺在他的车前，宣称（据一份警方的报告）“他应该治好他们，不然就把他们碾死”。有一段时间他搬到了巴伐利亚罗森海姆镇外的一处农场居住，聚集于该地的人群数目大到惊动了当地的红十字会，认为有必要提供帐篷以方便这些人落脚。
德国人是如何应对二战失败的？”/>格罗宁登上《明镜周刊》封面
1949年在海德堡大学创立心身医学诊所的精神科医生亚历山大·米切里希认为，格罗宁及其追随者正处在提供某种希特勒与纳粹“代餐”的危险边缘。依照他的诊断，信仰治疗者具有一种“病理性的使命感”，为一些德国人提供了心理上的安慰——他在后来与妻子玛格丽特·尼尔森·米切里希合著的《无力伤逝》（The Inability to Mourn）一书里对此有论证——这群德国人没有能力处理好他们先前对纳粹领袖的全心拥护，因而特别需要找到办法来处理这种状况。格罗宁为病人驱除“心魔”的做法，也许让这些人能够承认自己曾不假思索地服从、甚至于积极追随过那个如今号称（也在盟军占领者强迫他们观看的纳粹暴行纪录片里有所展现）是历史上最邪恶的政权。然而，有关格罗宁是否有此危险性也存在争议。他这个人似乎并没有什么政治上的野心，也很难被看成是对于羽翼丰的西德民主制度的现实威胁。不过，也有观察家注意到了其追随者一往无前的激情，对他与人们会面时的那种近乎歇斯底里的气氛也颇感不安。一名曾参与过集会的医生回忆称，格罗宁在台上的“荒诞不经”表现令他“颇为不快地想起了希特勒”。
事实上，一些为格罗宁工作的人就是未曾改悔的希特勒追随者。其中最著名的是奥托·梅克堡（Otto Meckelburg），起初他曾向格罗宁寻求治疗其妻子甲状腺功能亢进症的办法。目睹这位治疗师在其追随者群体中所引发的热情后，梅克尔堡开始以各种方式为格罗宁提供帮助，为他安排了无数次旅行和访问，最后还将他的使命发展成了一项事业。他说服格罗宁签署了一份合同，授权自己管理格罗宁的财务事宜，还创建了一个正式的组织来管理有关事务，更开始依凭格罗宁的治疗能力向人们收费。一些批评者指出，梅克堡与其妻甚至还从格罗宁的追随者中招募年轻女子与之发生性关系。勒内·梅克堡让格罗宁定期节食（或者至少她试过这么做），为他整理那一头蓬乱的、长度超标的头发，还给他换了一套新行头（布莱克称，截至当时格罗宁仅有一套衣服， “他每晚都仔细清洗并放在烘干机上晾干。”）
然而，奥托·梅克堡和纳粹打交道期间牵涉的历史问题比格罗宁要严重得多。他生于1911年，在纳粹夺取政权后不久就加入了党卫军，又在负责看守集中营的“死亡之首”团工作了一段时间。1942年，他被派遣到武装党卫军“欧根亲王”师担任连长，这支部队在南斯拉夫的反党派行动中曾对平民犯下众多暴行。战后，梅克堡为自己取了一个假名并转入地下，以各类黑市买卖为生。在与格罗宁攀上关系之际，他又遇上了阿登纳政府于1949年9月实行的大赦，得以恢复真实身份并过上了体面的生活，周围的人一般也不去追究他的过往。梅克堡一家企图为格罗宁的活动添上一种资产阶级式的尊贵感，斥其现有的随从为“寄生虫”，人们若没有支付治疗费用，还会受到他们的霸凌和威胁。他们密切关注着这位信仰治疗师，在他外出时也总是形影不离。这些策略确实奏效了，至少在一段时间内如此。在格罗宁游览弗里西亚期间的某个晚上，他们筹集到了大约3.4万德国马克的捐款。奥托·梅克堡用这笔钱为自己添置了一辆新的欧宝汽车，后来还买了一台梅赛德斯。夫妇二人还计划开设一个永久性的治疗中心，便于格罗宁在那里施展他的技艺。
德国人是如何应对二战失败的？”/>奥托·梅克堡与格罗宁 图片来源：bruno-groening.org事不凑巧，格罗宁和梅克堡一家很快就和政府产生了纠纷。其活动所表现出来的种种异乎寻常的面向引来了警察的关注。1939年，第三帝国曾颁布一项法令，禁止没有执照的江湖游医从业，且这一规定并没有和其它纳粹法律一道被废止。巴伐利亚的政客为这条法律是否适用于格罗宁，或是否应当被打成“纳粹法律”而加以摒弃而产生了争论。此外，治疗中心也是需要执照的，而政府鉴于梅克堡招摇撞骗的风评、做黑市买卖的经历及多项有关其如何对潜在患者群体实施敲诈勒索的指控，并不太愿意向他们颁发执照。他是个“大骗子”，一名官员称。格罗宁如果与他的这位经理决裂，那他就只能指望官方的支持了。随着正式调查的启动，梅克堡的代理人权力被剥夺殆尽，他与格罗宁也就此分道扬镳。
格罗宁在打官司上花的时间越来越多，他受到了多方面的指控，其中包括欺诈与过失杀人，后者源自他某次承诺要治好一位患者的肺结核，但却在治疗措施上打了折扣，最终导致患者去世。1958年，他获刑入狱8个月，导致人气瞬间降至冰点，但即便如此他也仍保有一些支持者。1959年2月，格罗宁因胃癌去世，不过也有人推测他的死因在于以前太过于频繁地让病人“把自己的病痛交给他”。梅克堡则又找上了另一个信仰治疗师彼得罗·特兰蒂并负责其经纪事务。特兰蒂对梅克堡的过往颇感兴趣，后来梅克堡遭到了南斯拉夫战争罪行委员会与联合国的起诉，对其二战时在党卫军“欧根亲王”师服役的经历发起追究。
在早期战后德国吸引众多追随者、具有邪教色彩的人物不止布鲁诺·格罗宁一人。1950年代，家具匠人瓦德玛·艾伯林在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的乡村地区也因与格罗宁相似的治病经历而闻名，他先是指出病人痛苦的原因在于邪恶力量，接着便会做一些驱邪除魔的工作。在某些案例里，他会认为病痛与特定的个人有关，并给这些人扣上“女巫”的帽子。他的理念与实践无疑是乖僻怪异的。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他声称人有两个大脑以及三套神经系统，某一处出了问题就要激活另一处来顶替。除了开具诸如龙胆根或阿魏粉等民间偏方，以及让人们将写有圣经语句的纸片钉在衣服上以外，他还会让患者仔细观察床上的羽绒、看其是否呈现出某些重要的图样来诊断疾病。
德国人是如何应对二战失败的？”/>位于迪伦堡的格罗宁墓 图片来源：bruno-groening.org一位病人发现了三处心形图案，两处还“沾有血迹”。艾伯林让她烧掉它们，完事后又问她在村子里是否有仇敌。她说是的，自家在纳粹统治时期曾经有人做过官——她的继父是村长——在纳粹“覆灭”后，这些仇敌在去纳粹化以及土地再分配的过程中对她的家族多有苛待。艾伯林在为这家人看诊时指出，有一个仇人——战后的第一任村长——属于“邪恶力量”，当时此人正好骑车路过。他在得知此事后向警方投诉。警方不耐烦地表示，这个村子经常容易出现“女巫狂热”。但鉴于艾伯林是收费治病的，警方遂将其定性为明显违反禁止江湖游医的法律。
事实上，瓦德玛·艾伯林自从1920年代后期在多特蒙德的房东那里借来某一本书，了解到其中的学说之后就一直在练习相关的技艺。1936年，他因欺诈罪而入狱，而他说到底也不排斥以具有欺骗色彩的方法来治疗病人。有一家人曾请他看诊，家中的父亲因“笨手笨脚”而在1939年被强制绝育，艾伯林在这名男子身边坐了一阵子，然后宣称他的生育能力很快就可以恢复。过了几个星期，妻子如愿怀孕了。但后来她又称，艾伯林在某天晚上与她散步时一把将她搂住并“靠在一家储蓄和信贷机构的外墙边上”，继而“发生了性关系”。她表示自己并没有受到威胁，性行为完全是双方自愿的。然而这种事情起码也让艾伯林的所谓疗法变得可疑了。
艾伯林最终被判违反了禁止江湖游医的法律，还坐了四个月的牢，但他的欺诈定罪在上诉时被撤销。但人们依旧会找到他，希望他帮自己度过难关，甚至会有患者从附近的丹麦边境赶来找他看病。约翰·克鲁斯是艾伯林活动地区的一名退休教师，他发起了一场激烈的反艾伯林运动，主张艾伯林从事的那种猎巫活动与纳粹把犹太人打成替罪羊的行为具有令人不适的相似之处。
作为一个反对军国主义、崇尚理性、坚持社会民主立场、不遗余力地抨击纳粹的人，克鲁斯的观点引发了较大的公众关注度。他成功地迫使政府对一些流行的魔法书采取措施，如《摩西六七书》（The Sixth and Seventh Books of Moses），该书宣扬了一些针对梅毒等疾病的江湖疗法。至少以战后的敏感性而言，该书最令人不安之处在于它将黑魔法与犹太人联系了起来。克鲁斯在一场广为人知的法庭审判中论证了它的有害性，其出版商因欺诈而被罚款，那本书也被下了架，尽管该判决又在上诉时被推翻了。
《闹鬼之地》这本新书引人入胜，使人手不释卷，着迷不已。我（指本文作者、历史学家Richard J. Evans）全神贯注地从头读到了到尾。布莱克显然明白应该怎样讲好一个故事。该书文笔优美、没有学院黑话或装腔作势的成分，它围绕联邦德国成立初期的历史提出了一些重要且不落俗套的新观点。针对该书所依凭的大量鲜为人知的档案，布莱克也有精妙而睿智的解析。不过，书里的论证到头来又没能完全说服我。首先，她得出的结论很宏大，但却只有两个——区区两个——案例，其中一个还仅限于德国西部与南部的部分地区，另一个则限于北部的一个村庄。
仅格罗宁一案就占据了全书的半数以上篇幅。如果你想要论证作为一个整体的德国人都透过转向非理性来回应1945年的战败之祸以及精神与道德世界的崩塌，那还需要更扎实的研究。当然，布莱克也确实提到了战后早期女巫案件数量激增的现象。但从绝对数目来看它们依旧不算多，此外，如果对这些案件缺乏深入研究且未能摸清统计数据的具体产生方式，那便不可能就其重要性得出任何确切的结论。如果她真的想对作为一个整体的德国社会提出一些概括性的论断，那她就得考虑去一些更大的、有更多德国人居住的城市做研究，例如柏林，但她却只是在注释里四次提到柏林。
德国人是如何应对二战失败的？”/>《马尔平根：俾斯麦德国的圣母玛利亚显灵》
其次，要维持其整体的论点，这本书还需要更有力的比较维度。例如，现代德国历史上的其它非理性浪潮就值得注意，不宜把几乎所有注意力都放在1945年以后的那几个年头。她用了少量的篇幅来讲述1949年10月发生在黑罗尔茨巴赫的法兰克尼亚村的事件，当时有几名女孩声称自己目击了圣母玛利亚显灵，异象一直持续了好几年，期间有大量的人跑到那里去寻求治疗，研读一下大卫·布莱克本1993年的名作《马尔平根：俾斯麦德国的圣母玛利亚显灵》（Marpingen: Apparitions of the Virgin Mary in Bismarckian Germany）或许能让她的分析更上一层楼，这本书对四分之三个世纪以前的同类事件提出了细致而富有启发性的解释。
更重要的是，灵性治疗师曾经并且不断地以一定频率在其它地区以及其它时代出现。布莱克本人仍然将注意力聚焦在战后的年代，并提到“西德有特拉普勒和彼得罗·特兰蒂，法国有伊夫·阿尔伯和卢西恩·里维，英国有哈利·爱德华兹，荷兰有格雷特·霍夫曼斯”。读者还可以补充更多，例如美国的欧乐·罗伯茨。而格罗宁在1949年时也并没有布莱克所宣称的那种“非凡的新奇性”，信仰治疗师在德国历史上的其它时期以及地点均有出现，有两本颇有影响力的论著就以此为主题，一本是德国历史学家乌尔里希·林瑟（Ulrich Linse）在之前某个时候出版的，主要关注“赤脚先知”和“预知未来者以及能行奇迹的人”。鉴于此，布莱克关注的两大主题究竟有多么不同寻常，便多少会面临一些疑问。另外，布莱克宣称自己的书打破了“完全以理性的重建和辛勤工作来看待战后德国”这一成见，但其实有不少历史学家都记录下了这一时期的混乱、绝望与方向感的丧失，这就使得她的上述主张有堂吉诃德大战风车之嫌，再者说也不会有人认为帮助西德复兴成为一个稳定而繁荣的国家的“经济奇迹”在1950年代中期以前就已经存在，布莱克的故事在这个时间点上实际已经结束了。
最后，布莱克驳斥了许多当代评论家的观点，即认为格罗宁、艾伯林及其追随者不过是以往农村的落后与迷信所带来的历史遗留问题，指出这类观点缺乏思想性并且没有教益。她出色地展示了这些现象与当时刚过去不久的纳粹历史之间“犹抱琵琶半遮面”的微妙关联。但艾伯林的活动确实也是在更加乡村化、更为传统的社群里展开的，而这些地方的人一旦遇到使人们趋向分裂的社会或人际冲突，就如警察所说的那样很容易陷入“猎巫狂热”。布莱克正确地指出，到了1960年代，更高的教育水平、电视的普及、流动性的增加以及其它方面的发展，基本让此类态度与信念成为了历史的陈迹。
然而到头来它们依旧顽强地存活了下来，即便是以一种世俗化的形式。巫术指控的问题在于将恶意与邪恶力量的隐秘阴谋归罪于那些事实上完全可以得到理性解释的事件，当今在互联网与社交媒体上掀起阵阵风波、在政治生活中制造混乱的阴谋论爱好者也有同样的毛病，并且问题还不局限于美国。布莱克坚称这只是一本历史书，但它对我们这个时代也有着某种令人不安的重要性。
（作者Richard J. Evans系剑桥大学历史学荣休钦定教授，最新著作为《希特勒阴谋论》）
（翻译：林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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