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祖陶｜论德国古典哲学的逻辑进程
论德国古典哲学的逻辑进程
杨祖陶
一
18世纪末至19世纪40年代从康德到费尔巴哈的德国古典哲学，是人类哲学思维发展中一个最重要也最富特色的时期。在半个多世纪里，各种哲学思潮风起云涌，极不同色彩的哲学学说如雨后春笋，它们之间进行着激烈的争论，无情的批判，刚建立起来的一种哲学体系瞬息之间就为另一种哲学体系所代替，而等待着这另一种哲学体系的也同样是被取代的命运。在这样的斗争和更替中，近代哲学的发展达到了其“古典的”高度，结出了丰硕的成果，同时也走到了它的尽头，哲学的本性和规律也逐渐地显示出来而为人们所意识到了。为了理解和把握人类哲学史上这一宏伟壮观和扑朔迷离的景象，需要对它进行多视角、多层次的研究和描述，而其中最核心，最本质的一个课题，就是从辩证思维的高度出发，探索和阐明德国古典哲学发展的逻辑进程。
研究德国古典哲学的逻辑进程，就是要把它作为人类思维自身具有逻辑必然性的矛盾进展来研究，或者更确切、更仔细点说，就是通过对这个历史时期的德国古典哲学的具体材料的研究，将各种哲学学说整理成为不同的哲学发展形态或发展阶段，寻找出这些形态或阶段的内在联系和将它们按一定的顺序贯穿起来的内在规律，从而使它们作为人类哲学思维由于内在矛盾而向前推进的，必然的、活生生的自己运动的过程呈现在我们眼前。因此，所谓德国古典哲学的逻辑进程实际上也就是德国古典哲学的现实的历史进程，只不过摆脱了历史的外在性和偶然性，它是现实的历史进程按照其自身的规律修正过的和在纯粹的、典型的、逻辑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简言之，它是现实的历史进程之辩证逻辑的再现。
当然，提出研究德国古典哲学的逻辑进程的任务，并不意味着，人类思维的发展可以脱离它由之产生出来的社会经济基础和时代条件，而只是意味着，在这些基础和条件下，思想的历史仍然呈现出一个相对独立的、具有自身规律性的过程，它是可以通过理性和逻辑加以把握的，而不是随意的、偶然出现的现象。一个历史阶段上的哲学思想即是那个时代的精神生活乃至于物质生活总体趋势的反映，同时又不能跳出其思想发展的历史前提，这个前提乃是过去多少代人通过艰苦卓绝的思想劳动所造就的，因而是后来哲学思想得以进行的最直接的思想前提或思想基础。每一个想要有所发明，有所前进的哲学家都只能在这个前提或基础上继续发展，哪怕是对过去的成就加以否定，也仍然只是从这些已有的成果中吸取经验教训和否定的力量，而不能置之不顾。这就形成了人类思想发展的连贯性和可理解性，从而为探索人类思想发展的逻辑进程提供了根据和可能。
二
德国古典哲学以它先前的近代哲学为其思想发展的历史前提。近代哲学的发展及其所提出的问题不仅为德国古典哲学提出了所要解决的任务，而且以萌芽的形式提供了解决任务所必需的条件或手段。德国古典哲学是近代哲学发展之历史的、必然的继续。
从培根和笛卡尔开始的近代哲学把认识论的研究逐渐提到了重要的地位，从而哲学的基本问题，即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经过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的反复较量，也就日益取得了它的明确的形式和核心的地位。早期各派的哲学家仅仅意识到思维和存在这对基本哲学范畴之间的表面的外在差异，而没有意识到它们之间的本质区别或对立和互不相容的矛盾性。因此，他们都朴素地、率直地相信人可以达到对客观世界的真理性认识，即达到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只在于人是通过什么途径和方法获得这样的真理性认识的，也就是说，思维和存在是如何达到同一的。理性派在论证只有通过理性从天赋的观念、原则或真理出发进行正确的推理才能得到真理性知识的过程中，他们既把思维确定为主体，又把思维实体化了，与此同时他们也提出了实体本身具有主体能动性的思想萌芽(从笛卡尔的“我思”原则到莱布尼茨的作为力或灵魂的“单子”)。但是，他们都还未能摆脱通过那个时代特有的占支配地位的机械论将能动的思维固定起来，僵化起来的局限性，从而使思维的能动性大打折扣，甚至消解为无(如在斯宾诺莎那里，作为“不动”实体的属性的思维只能服从既存的机械必然性的链条)。而更为重要的是，他们还没有意识到自身内部孕育着的这种主体能动性思想即是克服思维和存在的矛盾、达到它们的同一的基本条件或手段，因而是必须引入认识论的主客关系中来予以一贯发挥的。这明显地表现在，在他们那里主观思维和客观物质世界始终彼此隔绝、互不相及，他们既没有以主体对客体的能动作用来说明知识的生成，也没有以它作为说明思维和存在之所以能够同一的根据。他们关于理性认识和客观世界及其规律性一致符合，即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的论断只不过是一种未经证明的独断，他们于不得已用来说明这种一致符合的种种论据，从“身心交感说”、“身心平行论”到“上帝非骗子说’、“上帝设计说”、“前定和谐说”等等，本身不是缺乏根据的形而上学独断，就是毫无根据的神秘主义独断。理性派越是求助于诸如此类的论据，他们关于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的主张就越是令人怀疑和不相信，人们就越是清楚地意识到在这类论据后面的不是思维和存在的同一，而是思维和存在之间无法调和的对立和矛盾。这一点正是在经验派诘难理性派和论证只有通过感觉经验才能获得主客一致的知识的过程中实现的。洛克通过一系列区分主客的二元论因素和不可知论因素，开始注意到了思维(观念)和存在(实体)这两大范畴之间不是像在霍布斯和笛卡尔那里那样只有外表的差异，而是存在着质的区别即对立，不过这种质的区别仍像在笛卡尔那里一样被归结为两种实体(心灵和物质)的区别，即存在的区别。到了休谟那里，思维和存在的质的区别就发展成了一种不可通约性的区别。他以怀疑论和唯我论的形式，论证了我们所知的只有知觉，而不可能知道知觉是否有知觉以外的客观存在为其来源，也不知道知觉之间有什么客观的必然的联系，即客观内容。这样，在休谟这里，思维就成了纯粹主观性的东西和绝对非存在性的东西了。简言之，他否认思维和存在之间有什么同一性，认为我们没有任何根据提出所谓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来研究。与此同时，18世纪法国唯物论则把洛克的经验论和笛卡尔哲学中的机械唯物论结合起来，走向另一极端，表明存在从根本上来说就是一种纯粹客观物质性的东西，是不能由思维(不管是人的思维还是上帝的思维)来设定的东西。人的思维不过是物质性的身体器官的一种反映功能或属性，思维的内容全部来自客观物质世界对身体器官的作用和决定所产生的感觉，并且就是感觉的变形，因而不能不与客观物质世界相一致。这样，思维和存在的矛盾就在休谟和法国唯物主义这里第一次以赤裸裸的方式暴露出来，体现为主观性和客观性两个势不两立的原则，而在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上则表现为休谟的怀疑论的否定和法国唯物论的独断论的信念，即纯粹的不可知论和形而上学的可知论的对立。
由上所述可见，在德国古典哲学产生以前，思维和存在这一对基本哲学范畴在近代哲学中已从表面外在的差异性发展为主体和客体的对立，并最终体现出不可相容的矛盾性；与此相应，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也经历了从两者如何达到同一到两者是否可能同一的重大变化。这样，近代哲学的发展就已经提出这样一个根本性的问题：思维和存在、主体和客体如何可能是一致的?不解决这个问题，近代认识论就无法成立，作为思维和存在相符合的科学知识就会没有根据，资产阶级反封建最锐利最有力的思想武器即理性、科学就会失去作用。然而要解决这个问题，哲学思维就必须超越单纯认识论和理性、科学的范围，而涉及到更广阔的人类社会生活，深入到人的实践活动领域。近代哲学向德国古典哲学提出了解决上述矛盾和问题的任务：休谟怀疑论指明了传统形而上学在这个问题上所能达到的极限，它以毁灭人类整个科学和理性的信念相威胁而向哲学提出了解决这个问题的最后通牒；法国唯物论代表理性和科学，虽以最纯粹的方式表达了思维和存在相一致的终极信念，但又通过其最终陷入的历史唯心论而将思维和存在的矛盾进一步扩展为自然界和社会生活的不一致；17世纪形而上学虽然提供了解决这一问题的契机即思维的主体能动性，但它自身尚来明确意识到这一点，而仍被束缚于那个时代一般形而上学的机械性、被动性之中；——这些就是德国古典哲学从近代哲学认识论研究中必然地，合乎逻辑地产生出来的思想前提或思想基础。
三
思维和存在的矛盾虽然在休谟和法国唯物论那里体现为主观性和客观性两个原则的矛盾，但是这种矛盾仍然还只是外在的。因为无论在休谟还是法国唯物论那里，主观性仍然被理解为某种被动的、被决定的和既存的东西，它和客观性一样不具有主动性或能动性。正是这一点，使休谟在陷入极端主观主义和唯我论时，还能称自己是百分之百的“实在论”者，也使法国唯物论在社会历史观上违背自己的原则而走向唯心主义时丝毫也没有觉察到自己的矛盾。只有当康德将理性派自身内孕育着的主体能动性原则和体现在休谟的唯我论和怀疑论里的主观性原则以及体现在法国唯物论里的客观性原则结合在一个体系里，从而将主体能动性原则首次明确引入认识论的主客关系中时，主观和客观的矛盾才真正体现为主观能动性和客观制约性(必然性)之间的本质冲突，思维和存在的关系才不再是两种思维(我的思维和上帝的思维)或两种存在(我的存在和物质世界的存在)的外在关系，而是绝对能动的思维主体和绝对必然的思维客体的不可分割的关系了，思维的主观能动性才第一次被有意识地提到主体和客体的关系上，作为达到主体和客体同一的一个先决条件来看待了。主观和客观的矛盾就此上升到了一个新的层次，即：人的主观必须符合客观才能获得必然性的知识。但人的主观又必须具有自发的能动性才成其为主观。也才能获得知识。那么，客观制约性(必然性)与主观能动性如何才能达到一致呢?这就是把德国古典哲学和它以前的近代哲学区分开来的新质所在。
把主体能动性原则引入到认识论的主客关系中来，作为解决主客矛盾，论证主客统一的先决条件和根本手段，这是康德的丰功伟绩．也是他所发动的伟大哲学革命的实质所在，因而这一点也就最明显地表现在康德哲学中而构成其哲学的基本特征。康德以后的德国古典哲学作为他所开始的哲学革命的继续，从总体趋势上看，也都是力图发展主体能动性原则，超越认识论范围，逐步深入社会生活和实践的各个领域，以解决主体和客体的矛盾，达到两者的统一的努力的表现。因此，在这个意义上，整个德国古典哲学也就是主体和客体，即主观能动性和客观制约性的矛盾运动的体现，而这一矛盾运动所经历的那些依次发展的阶段即是德国古典哲学的逻辑进程。
1．为了解决近代认识论中出现的主观性和客观性的巨大矛盾，康德首先把认识和实践分开，以便在主观认识范围内，通过赋予认识以主观能动性（自我意识或统觉运用先天的知识形式综合统一感性材料使之成为知识和知识对象的能动性 ) 以达到主体和客体的统一。但他只达到主体和作为现象的客体的同一，即主观范围内的同一，真正的客体或客观存在(自在之物)被排除在这个同一之外，被宣称为认识永远达不到的彼岸，这个彼岸的到达只有在实践(道德)范围内才可以设想。因此，康德只是提出和揭示了主体和客体之间原则上的对立，并为在主观的、唯心主义的基础上辩证解决这一对立作出了暗示。这可以说是主体和客体的根本对立批判地呈现出来的阶段。
2．费希特接过了康德的暗示，把认识和实践统一为个别思维主体即“自我”的能动的设定活动(行动)，认为主体的这种行动就能建立起与之对立的客体，并实现主客的同一。这样，他就抛弃了康德的自在之物，把主客之间的关系归结为主体内部由自我设定对立面(非我)又回复到自我的能动的辩证的活动，因此他的哲学就成了一个逻辑上一贯地推演出来的体系。然而，正由于主客体的这种统一只是在主体、自我意识内部的统—，费希特哲学就陷入了极端主观唯心主义的唯我论。在他那里，客体、非我要么是一种由自我设定起来的纯粹虚幻的假象，要么就仍然是像康德的自在之物那样和主观自我相外在，同主体(只不过是在幕后！)尖锐地对立着，带有神秘的不可知论的特征。而当费希特为了逃避唯我论，不得不设定一个“普遍的自我”来克服自我与非我的对立时，他不过是把自我和非我的对立发展为自我与绝对自我的对立而已，这就已经违背了他自己的前提，而开始向客观唯心主义过渡了。这可以说是在行动的主观主义条件下主体和客体的对立达到极端的阶段。
3．谢林正是在费希特哲学转向客观唯心主义这一契机上，把主体和客体统一的方式从客体统一在主体之中颠倒为主体统一在客体之中，把这个主体统一于其中的客体规定为自我和非我，主体和客体的绝对同一性，并把它作为哲学的出发点。然而谢林的这个客体归根结底是一种客观的主体，即客观精神，他的主体一客体的绝对无差别的同一仍然只是从主体方面来加以理解的精神状态，只不过这种精神状态对人来说采取了一种无意识的、不可理解只可直观的方式，一种非主体的主体方式，因而是一种浑然一体、无知无欲、寂然不动的精神状态。这个无意识的精神只是由于一种追求成为自觉的精神的“原始冲动”，才在自身内出现了某种“原始对立”，在其推动下经过无意识的发展上升到自我意识(自然界从无机界到人的发展)，而自我意识又在认识和改变与它自身有别的、实际上是它自己无意识地创造的客体的过程里向着达到“绝对同一”的目标推进(人类历史的发展)，从而显示出了某种辩证进展的可理解的能动本性。但是，既然“绝对同一”是排斥任何差异的，它就与一切有差异之物包括个别思维主体处于僵硬的对立之中，因而就不是任何个别思维主体所能达到的，而只有通过将差异也发展为“绝对差异”，即通过非理性的、不可通约的、能排除任何主观性和能动性即主体性而进入静观被动状态的天才、灵感才能达到。这样，主体、自我或精神的那种辩证进展的可理解的能动本性就最终丧失在一种静观被动的、形而上学的同一性中了。这可以说是在静观的客观主义条件下主体和客体之间神秘的、虚幻的，形而上学的同一阶段。
4．谢林哲学中已经蕴含着，但尚未得到自觉和理解的“绝对同一”和“绝对差异”之间的绝对同一，或一般说来，同一和差别的同一，在黑格尔那里成为理性的辩证逻辑的基本观点，通过这种辩证法，黑格尔使思维和存在、主体和客体(实体)的矛盾在唯心主义范围内达到了最彻底的同一。在这里，主体和客体的同一不再是形而上学的同一，而是辩证的同一；不再是神秘静观的对象，而是由潜在到现实的辩证发展着的主体，即一个由内在差异和矛盾而自身不断向前发展的合理的过程，逻辑的和历史的相一致的过程；各种不同层次上的主客关系只不过是这一总体过程中的各个发展阶段而已；而它的最高统一方式则在上帝或绝对精神那里达到了极限和终点。在这个无所不包的层次阶梯中，黑格尔把意识和对象、思维和存在、本质和现象、主观和客观、精神和自然、自由和必然、合理的和现实的、逻辑和历史、哲学和哲学史等等所有这些主体和客体(实体)的对立范畴形式，统统都作为绝对精神的自我发展、自我实现，自我认识的不同环节而贯穿起来，显示了其中首尾一贯的辩证进展的能动性。但是，由于黑格尔所说的辩证同一或辩证进展的能动性并未超出康德，费希特以来局限于自我意识、抽象思维之中的这条一贯的唯心主义思路，他的那个至高无上的“绝对精神”其实只不过是他头脑中主观抽象的有限精神，因而它所体现的一系列主观和客观同一的过程也就只不过是有关这种同一的主观知识的过程，从而使得思维和存在或主体和客体的统一成了一种主观的抽象的思维形式，而与现实具体的感性存在仍然处于外在的对立之中。这样，黑格尔就仍然未能解决他的主观精神与在它之外的客观现实之间的同一性问题，而只是把这一个问题偷换成了他的主观思维如何“想到”客观存在的问题。这可以说是在主观能动性和客观制约性的唯心辩证法条件下主体和外部感性现实世界的对立原封不动、持续存在的阶段。
5．费尔巴哈看到，抽象的思维形式和现实的感性存在、主观精神和客观现实世界之间的矛盾的解决只有立足于感性存在本身才有可能，而直接的感性存在就是人的感性存在。因此，要真正解决思维和存在、主体和客体的同一性问题，就必须放弃唯心主义前提，而从黑格尔哲学中已经暴露出来的“思辨的秘密”入手，这就是：绝对精神的本质无非是人的本质，把绝对精神作为思维和存在、主体和客体在一切领域中的同一性的根据，无非就是把人作为这种根据。因此必须研究现实的感性的人，不是把人看作“绝对精神”的宾词，而是把精神看作以感性自然界为基础的感性的人的宾词。真正现实的感性的人，是存在于他人之外而能作为他人感性直观的对象，同时又能把这个存在于他之外的他人作为自己感性直观的对象的人，而真正现实的作为人的基础的感性自然界或感性世界则是不依赖于人并能作为其感性直观的对象或客体的感性存在。这样一来，精神和自然的对立就消失了，人和自然、人和人都在感性直观的基础上统一起来，从而直接证明了思维和存在、主体和客体在本质上的同一性。但是，费尔巴哈在抛弃黑格尔的唯心主义时也抛弃了他的辩证法，在否定黑格尔的绝对精神时也否定了他所发展了的精神、主体的能动方面，这就使他把感性理解为消极的直观，而不是理解为实践的、人类感性的能动活动，从而决定了他找不到从抽象的思维形式通向活生生的现实的感性世界的道路。在他那里，人、自然界以及两者的统一都是抽象的而不是现实的，陷入了直观唯物主义自然观和唯心主义历史观的分裂，主体和客体仍未能真正统一起来，他只是结束了德国古典哲学在唯心主义基础上解决主客对立问题的行程，而开辟了在唯物主义基础上解决这个问题的道路而已。这可以说是在直观唯物主义条件下主体和现实感性世界之间抽象的统一，实际的分裂的阶段。
我们看到，德国古典哲学的逻辑进程在依次经历了这样五个发展阶段以后，并没有达到它的逻辑的结论。这是因为，如前所述，从康德开始的德国古典哲学区别于其先行阶段的特殊本质在于，它把主观能动性原则引入了认识论中的主客关系以解决主客矛盾，论证主客同一。而到了费尔巴哈这里，在德国古典唯心主义中生长起来而为黑格尔所完成了的主观能动性和客观制约性的唯心辩证法被置之不顾，他虽然有了一个唯物主义的基础，但却没有在这个基础上提出一种唯物主义的主观能动性原则并将其引入唯物主义理解的主客关系之中，作为克服它们之间的对立、达到它们之间的统一的根据。相反地，主体似乎必须根绝任何的主观性和能动性，即主体性，通过消极被动的直观，才能达到同客观感性世界的统一。因而总的说来，哲学的进程又回复到了18世纪的旧唯物主义。这样，德国古典哲学的逻辑进程就面临着一个巨大的矛盾：从康德经过费希特、谢林和黑格尔直到费尔巴哈的德国古典哲学的全部成果，要么就是毫无意义的不结果实的花，要么这一哲学运动的最终结果就应当是从它所创造的全部条件即全部成果中所必然得出的结论：一种以本身即是主观能动性和客观制约性的辩证统一的人的实践活动为出发点或最高原则的全新哲学，这就是紧接费尔巴哈之后马克思所创造出来的实践的唯物主义或现代唯物主义。这个道理其实也正如恩格斯在谈到德国人的“共产主义”是“从德国本国哲学必然得出的结论”时所说的那样，“从康德到黑格尔，德国哲学思想的全部成果不是毫无裨益，就是比毫无裨益更坏；再不然这种努力的最终结果就应该是共产主义。” (“大陆上社会改革运动的进展”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591页)
四
为了更加清楚地说明贯穿在上述逻辑进展过程中的内在规律或逻辑必然性，也许我们可以将这一过程用下面的图来表示：
德国古典哲学的逻辑进程”/>图中，实线箭头“ —→” 表示直接发展为下一个范畴或环节，虚线箭头“…→” 则表示扬弃地被包含在下一个环节中，而虚实两个箭头的结合点，则总表示主体和客体相统，的那个环节。这个环节一般说来也就是特定的哲学体系的出发点或最高原则。由此可以看出，整个德国古典哲学向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都是在主体和客体之间由于双方的矛盾本性而不断地互相对立、互相渗透、互相转化，并螺旋式地向前进展的过程。
在这个过程里，康德最初提出的还同自在之物二元并立、处于外在联系中的自我意识的能动性原则在费希特那里得到了完成，自我意识不仅自身就蕴含着对象的形式(康德)，而且还进而同时是对象的质料的来源，因而是客观赏界的创造者(费希特)。这可以看作是德国古典哲学的主观能动性原则开始形成的阶段，也是它生命历程中的第一个历史—逻辑形态和所达到的第一座高峰。但是，当自我意识的能动方面这样地推向极端时，也就必然要向其对立的方面转化，这就是谢林的以主体和客体的绝对同一性(绝对)为出发点的客观唯心主义哲学。在这里，本想给能动的自我提供客观基础的形而上学的绝对同一性反倒成了它遭到灭顶之灾的深渊。这可以说是德国古典哲学的主观能动性原则前进发展中的第一个低谷。但是，当客观制约性方面这样君临一切时，它却于不知觉中过渡到了它的反面，这就是黑格尔的以作为主体和客体、个人精神和人类精神的辩证同一的绝对主体即绝对精神为出发点的辩证唯心主义哲学。在这里，整个自然的、人类历史的和精神的世界都成了绝对主体自身一贯向前的自我发展、自我认识和自我实现的辩证过程的表现。黑格尔的这种精神自我实现的辩证能动性原则，是康德、费希特的自我意识的能动性原则的否定之否定和螺旋式地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是德国古典哲学的主观能动性原则在唯心主义范围内的充分发展和完成，也是它生命历程中的第二个历史—逻辑形态和所达到的第二座高峰。但是，既然精神的能动性已经这样地日丽中天，它也就不能不向其对立的一极推移，这就是费尔巴哈以感性的自然和感性的人的统一( 以自然界为基础的人或以人为其最高产物的整个自然界 ) 为出发点的直观唯物主义哲学。在这里，事物、现实、感性都只是从客体的或直观的形式，而不是从主体的或能动的方面去理解，甚至连人也只不过是这样一个赋有理智、意志和情感的直观对象，人的活动本身，即感性的、现实的、客观的活动——实践不见了。这是德国古典哲学的主观能动性原则前进发展中的第二个低谷。但是，它既然已经这样地后退到底了，出路也就只能是回过头来攀上山顶，这就是马克思的以人的实践活动为出发点助“实践的”唯物主义哲学。在这里，人的实践活动，这种连续不断的改变现实的感性活动，是客观世界的改变、人自身的改变、人和世界的关系的改变及三者一致的真实根据，因而是包括人在内的“整个现存感性世界的非常深刻的基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50页)。马克思的实践能动性原则是德国古典哲学中的主观能动性原则在唯物主义范围的最终完成，是它生命历程中的第三个历史—逻辑形态和所达到的第三座也是最后一座高峰。康德、费希特的自我意识的能动性原则经过谢林到黑格尔的精神的能动性原则是一个否定的否定，一个首尾相重的圆圈。从黑格尔的精神的能动性原则经过费尔巴哈到马克思的实践的能动性原则是又一个否定的否定，又一个首尾相重的圆圈。从这两个前后相衔的圆圈构成的大圆圈看，马克思的实践的能动性原则可以看作是康德最初提出的同客体(自在之物)处于外在的对立和联系中的自我意识能动性原则的否定之否定，因而是从康德开始的德国古典哲学的主观能动性原则螺旋式地向前进展的终点。
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实践的” 唯物主义，即辩证唯物主义或历史唯物主义的体系，是德国古典哲学辩证发展的最后成果和逻辑结论。只有在马克思这里，德国古典哲学的主体和客体这一基本矛盾，广而方之，近代哲学的思维和存在这一基本矛盾，才得到了彻底的合理解决。当然，这并不是说马克思主义哲学就不再发展了，就已经达到了人类认识的终点或绝对真理了，如果这样，那它就会只不过是德国古典哲学的量的继续，依然属于“古典哲学”的范畴；而是说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德国古典哲学发展中的根本质变，它结束了近代以来的“古典哲学”，也扬弃了近代哲学的基本矛盾，开始了一种全新的、以改变世界为基本问题的，真正现代意义的哲学。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必然也要从自身中发展出新的矛盾、新的问题，也必然会在哲学思想的进展中继续发现新的领域，开拓新的方面。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人类哲学思维登上的一个新的阶梯，不顾这个阶梯而自吹自擂“超越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或者躺在这个阶梯上不动而美其名曰“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两者表现虽异，但都离开了人类哲学思维发展的大道则一。马克思主义哲学必然在否定这样两种偏向中辩证地向前进展。
五
从对德国古典哲学的逻辑进程及其向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历程的分析中，我们也许可以引出几点方法论上的结论，以作为本文的结束。
1．人类哲学思想的发展不是一个随意的、偶然的过程，不是个别天才人物头脑中的一闪念的产物，而是基于人类思想文化和哲学的已有成果之上的一个有规律的逻辑过程。个别天才可以使某一历史阶段的哲学思想带上某种独特的形式，使之更明确、更准确、更系统、更有震撼力，但却不能脱离历史和时代而提出任何有价值的哲学思想。
2．不过，哲学思想发展的规律性并不是明摆着的，而是内在的，隐藏的，它被包裹在无数偶然性之中，在暗中支配着哲学家的思想动向。必须首先“筛选”掉某些不重要的、表面的素材，用那些带有本质意义的材料去突出和强调思想内在的逻辑线索；然后反过来在这一线索的指导下，将那些曾被筛选掉的素材重新把握在一个被理解了的系统中。
3．要做到这一点，人们必须有一个高出于他所考察的对象之上的视角和立足点。“人体解剖是猴体解剖的一把钥匙”(马克思语)，每一个后来的哲学思想体系都是理解前一个思想体系的钥匙，每一种哲学的内在意义和思想价值，都只有在后来的哲学中才能得到深入的阐明和显示。对于我们的论题来说，这就要求真正地理解和熟练地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及其总体的精神实质和善于把它们同所研究的对象有机地结合起来的思维艺术，否则是不可能深入德国古典哲学发展的内在规律的。
4．除了哲学思想本身的逻辑进程之外，一个时代的哲学与该时代的整个社会状况，如经济的、政治的、道德的、宗教的、艺术的状况，都有着直接或间接的联系；并且，归根结底，哲学思想是通过一系列的中间环节受到一个时代的经济发展的制约的。对于德国古典哲学的一个比较专门的方面，即其发展的内在逻辑关系方面的探讨，虽然不可能在分析那些高度思辨的哲学思维的概念、范畴及其内部复杂的逻辑关系时，时时处处都经过各种中间环节去联系当时的经济关系进行说明，但这种探讨必须是在弄清楚同一时期社会经济及其所制约的政治、文化发展的基础上进行，并表明哲学思想逻辑进展的轴线跟社会经济发展的轴线是平行而进的。
本文原载于 《哲学研究》1992年第10期第42-4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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