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特种兵万里赶赴非洲反劫机：1977年10月18日摩加迪沙行动成功

　　德国特种兵万里赶赴非洲反劫机：1977年10月18日：德国联邦警察第九国境守备队在摩加迪沙突击解救汉莎航空181号班机劫机事件中的人质。

　　1977年8月13日，一架德国汉莎公司的波音737客机，从西班牙马略卡岛帕尔马机场起飞。

　　飞行员分别是机长尤尔根·舒曼，与副驾驶尤尔根·维特。需要说明的是，舒曼和维特都是前联邦德国军队的飞行员，舒曼曾经驾驶过联邦德国空军的F104战斗机，而维特则是德国海军直升机飞行员。

　　飞机起飞后30分钟，突然有4名乘客站起来（其中2名是女性），宣布飞机已经被劫持，86名乘客和5名机组人员都成为人质。

　　幸存下来的副机长维特回忆：“驾驶舱的舱门突然被撞开，有个人正站在那里，拿着手枪指向机长舒曼的脑袋。他大喊道：‘起身！给我滚出来！’然后一脚踢在我的肋骨上。随后我便被人从驾驶座上扯开，并且推进飞机后方的客舱内。”

　　这4人都是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成员，2个是巴勒斯坦人，2个是黎巴嫩人。为首的恐怖分子索希尔·优素福·阿卡奇，拿着手枪威逼飞机改变航向，飞往塞浦路斯。

　　机长舒曼冷静地同他们周旋，表示飞机的燃油不可能到达塞浦路斯，必须中途加油。

　　恐怖分子被迫同意，暂时在意大利罗马机场降落加油。

　　降落期间，恐怖分子提出了自己的条件，要求德国政府释放10名关押的德国左翼红军派成员，同时土耳其要释放关押的2名巴勒斯坦人，另外支付1500万美元。

　　飞机在罗马降落加油期间，西德内政部部长希望意大利派出特种部队，打破飞机的轮胎，防止飞机继续起飞。

　　意大利政府唯恐恐怖分子在机场引爆炸弹，断然拒绝。于是，客机在18点左右再次起飞，在20点30降落在塞浦路斯机场。此时德国特种部队刚刚赶到塞浦路斯，还没来得及降落。

　　此时，客机再次起飞，希望降落在穆斯林国家。

　　畏惧舆论压力，黎巴嫩、叙利亚、伊拉克、科威特都拒绝飞机降落，最终降落在阿联酋迪拜机场。阿联酋也拒绝飞机降落，但机长舒曼表示燃油就要耗尽，到时候会在迪拜城内坠机。

　　阿联酋政府权衡轻重，被迫允许飞机降落。

　　恐怖分子要求阿联酋方面补充燃料，食品和水，后者只能照办。期间，机长舒曼不动声色的用反劫机暗号，告知机场塔台一些的重要信息：恐怖分子有4人，两男两女，持有手枪，可能携带炸药。

　　舒曼机长：“你能顺便给我们带4罐香烟吗？”（暗指机上有4名劫机者）

　　塔台：“好的……要什么口味的香烟？”（询问劫机者的性别）

　　舒曼机长：“不同种类就行，两种不同口味的香烟各来两盒。”（指出机上劫机者男女各有两人。）

　　塔台：“收到，好的，两种不同口味各来两盒。你还需要打火机吗？”

　　舒曼机长：“那最好了，给三支短打火机就行了，机舱里面或许有火柴，不需要那么多打火机。”（指出劫机者有三支手枪，可能有炸药）

　　塔台：“明白了”

　　在这种生死关头，机长舒曼还敢这么做，确实需要很大的勇气。让舒曼没有想到的是，他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要求长时间没有得到满足，恐怖分子再次威胁释放囚犯，不然就开始枪杀人质。

　　阿联酋无力解决这个问题，只能联络德国。

　　德国命令特种部队立即赶赴阿联酋，却还是慢了一步。飞机已经起飞，冒险降落在也门亚丁机场。

　　也门政府拒绝飞机降落，还用障碍物堵塞了跑道。劫机者不允许飞机离开也门，盘旋到燃料耗尽。在客机就要坠毁之前，恐怖分子允许副机长维特回到驾驶舱，协助机长舒曼进行了一次高难度的迫降。

　　跑道已经被堵塞，两人以高超的技术，在同跑道平行的一条沙土跑道降落。这是也门军方用于起降轻型螺旋桨侦察机的跑道，根本不能降落喷气式大型飞机。

　　可以说，换成别的飞行员来降落，飞机上的乘客基本死定了。

　　在侥幸迫降成功，惊魂未定时，恐怖分子突然一枪打死了机长舒曼。

　　不要小瞧这些劫机者，他们为此准备了很久，完全掌握常用的反劫机暗语。

　　他们明白舒曼同阿联酋塔台秘密交谈的内容，早就决定杀掉他。迫降成功以后，他们认为舒曼已经没用了，就一枪射穿了他的脑袋，随后将尸体丢在跑道上。

　　飞机改由副机长维特驾驶，飞往索马里。

　　飞机降落以后，就没有再次起飞。当时索马里统治者是穆罕默德·西亚德·巴雷，这是一个左翼和穆斯林总统，对巴解组织有一定好感。

　　飞机降落以后，恐怖分子表示副机长维特做得很好。为了表示他们是宽大的，维特可以自行离开飞机，他已经被赦免。此时，副机长维特却表现了德国退伍军人特有的荣誉感，表示不能离开乘客和其他机组成员，要同他们呆在一起。于是，恐怖分子让维特离开驾驶舱，坐到了空姐身边。

　　这边，恐怖分子要求必须在当天16点前释放囚犯，并且交给巴勒斯坦方面，不然就会将飞机炸毁。西德方面全力拖延，表示可以立即释放囚犯，但引渡到中立国还需要数小时办理手续。于是，恐怖分子同意，将时间延长到18日凌晨2点30分。

　　这边，西德和索马里政府达成协议，17日晚上20点，德国联邦警察第九国境守备队的专机在摩加迪沙机场降落。

　　利用和索马里政府谈判的这段时间，德国特种部队找到一架完全相同的飞机，进行了反复的的战术演练。

　　此次共有30名特种兵组成突击队，指挥官是乌尔里希·魏格纳上校

　　由于恐怖分子已经在乘客身上泼洒酒精，以保证爆炸会杀死所有人，德国政府只能决定在凌晨2点武力进攻。

　　2点左右，西德政府联络恐怖分子，表示关押在德国的红军派囚犯都交给埃及，已经乘坐飞机从埃及离开。此举让恐怖分子警惕性大减，双方开始谈判释放2名巴勒斯坦人质以及赎金的细节问题。其实，这是西德政府在引诱恐怖分子进入驾驶舱，以便于行动展开。

　　在开始行动前几分钟，一群索马里士兵按照约定在飞机前方点火，吸引驾驶舱内2名恐怖分子注意力。

　　此时，特种部队已经准备行动。他们会分为两组，一组负责从飞机前部和中部各个舱门突入，消灭在驾驶舱的恐怖分子；另一组则会从机舱后部进入，确保大部分人质的安全，消灭可能的漏网之鱼。

　　多年后，魏格纳上校回忆：“包括首发和后备队员在内，突击小队开始向这架飞机移动。我跟在了第一小队的后方，慢慢地靠近飞机。这天晚上有一点点的月光，四周不是完全黑暗的，只能说是比较暗。我们只能以极慢的速度缓缓前进。虽然是在夜里，但是天气还是非常热，环境也很潮湿。我们的衣服都被汗水黏在身上，但是我们不能脱掉它赤膊上阵，因为衣服上携带着各种各样的特战装备。”

　　2点7分，德国特种部队突然打开逃生门、前舱门、2个紧急出口，从各路冲入机舱内。在冲入之前，特种部队投掷了震撼弹。在巨大的噪声影响下，乘客们纷纷暂时失去行动能力，一个女恐怖分子甚至被震到小便失禁。

　　特种部队队员戴维斯回忆：“我将第一枚震撼弹从主翼上的紧急出口扔进机内，在飞机的客舱内制造了一道震耳欲聋的轰鸣声。在这之后，我将第二枚震撼弹扔进了飞机的驾驶舱内。”

　　随后，突入机舱的特种部队，大声命令所有人趴下。

　　留在机舱的那名女恐怖分子，恢复了神志，迅速举枪试图顽抗。特种部队果断开枪，将她射成重伤倒地，失去了战斗能力（后抢救无效死亡）。

　　驾驶舱内的2名男性恐怖分子，就没那么容易对付。

　　射倒女恐怖分子以后，其他特种部队马不停蹄冲向驾驶舱。

　　此时，一名男性恐怖分子双手拿着手榴弹，先发制人的冲了出来，试图炸死机舱内的人质和特种兵。

　　特种部队立即开枪，一发子弹将恐怖分子爆头。不过，一枚手榴弹已经被拉响，顺着地板滚动，在头等舱轰然爆炸。头等舱的乘客加比·迪尔曼看到这枚手榴弹，滚到自己身前爆炸。他回忆：“当看见手雷开始在地上滚动的时候，我心想，我该怎么做？你可能想屏住呼吸等着手雷爆炸，或者希望赶紧远离它——这可能吗？我屏住了呼吸，它爆炸了。我抬头一看，好吧，我的脊椎并无大碍，然后看看脚下——我的脚在爆炸中受伤了——喔，自己的脚趾还在！不过，即使是我的脚被炸没了，只要我活下来了就行。”

　　好在这枚手榴弹不是制式武器，是恐怖分子为了混过安检，制造的简易爆炸物，威力有限。

　　爆炸造成4名乘客受轻伤，都不致命。

　　特种部队甚至没有时间躲避爆炸，而是继续冲入驾驶舱。这里还有最后一个，也是最顽固的恐怖头子，阿卡奇。阿卡奇不愿意投降，一枪将冲在最前面的特种部队队员射倒。好在有防弹衣的保护，这名队员只是轻伤。

　　另一名特种部队队员对阿卡奇连开5枪，其中3枪准确击中头部，将其击毙。

　　3名恐怖分子被消灭，还有1人却不知去向。

　　这名叫做苏哈伊拉·萨耶的女恐怖分子，年仅21岁，还是个年轻姑娘。在最后关头，她本能的恐惧起来，躲进了厕所。在特种部队搜查到厕所的时候，苏哈伊拉·萨耶丢出手枪投降。

　　她也是唯一幸存的恐怖分子，被关押到1999年后释放，差不多坐牢20年。

　　最终，4名人质轻伤，1名特种部队队员轻伤，此次解救人质大获全胜。86名乘客于10月18日下午被汉莎航空安全护送回科隆，受到热烈欢迎。

　　此次执行任务的德国联邦警察第九边防大队，组建于1972年后。当年发生了著名的慕尼黑惨案。巴勒斯坦恐怖分子劫持了9名以色列运动员作为人质，德国调动常规警察进行救援，结果完全失败。

　　这些警察根本不懂如何对付恐怖分子，狙击手射击也不准确，导致9名人质在枪战中全部丧生（尸检发现有人质是被德国警察子弹误杀）。为此，德国遭到国际舆论抨击，内务部长汉斯-迪特里希·根舍委托乌尔里希·魏格纳决定成立一支强有力的反恐部队。德国联邦警察第九边防大队是独立的特种部队，组建以后曾经向英国特种空勤团反复学习，以迅速提高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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